1959年7月，我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前身）任教。记得，大约是8月中旬，我从广州黄沙码头乘“广州—海口”定期班轮赴海口。很巧，当时刚考上热带作物学院的好几位福建学生也和我一同乘坐这班轮船。现在还清楚记住，其中有一位姓名叫“方全”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福建农村，穿着朴素，每人都光着脚，带一顶竹笠，用扁担挑行李。
　　大致是下午2时许开船，傍晚船开出珠江口后，风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船身发生倾斜，放在床头的口杯跌落甲板上叮当作响，不少乘客都呕吐了。许多第一次从内地来的人尝到了晕船的滋味，晚饭很少有人问津。第2天上午10点许，轮船到达了海口秀英港。下午，我在白坡热作学院海口工作站休息，整个下午都待在工作站内，没到海口市区。第三天上午，乘客车赴热作学院的所在地——儋州宝岛新村。宝岛新村，离海口市140余公里，沿途都是泥土公路，车外红尘滚滚。经过4个来小时的旅途，大约中午12时到达宝岛新村。每人浑身都是红泥尘粉，头发都给染红了。
　　到了学院，看到的这所“大学”和以往所见的大学似乎不一样。接待人员把我们刚到的新来教师领到一间茅草屋内，说：“这是教师宿舍，就暂时在这里住下吧。”我们住的茅屋前面不远就是野草荒坡和杂木灌丛，有些荒芜的感觉。房间里没有电灯，在一栋称为总务科的茅屋前面，摆放着数大桶盛满煤油的铁桶，专供职工随便取用。接待人员说，这里是所院结合的单位。研究所1958年从广州搬下来，学院是1958年新建的。校园里仅有的建筑是刚建好的研究楼和少量职工砖瓦结构宿舍，其余的如大学生宿舍，新来教师宿舍，学生和职工食堂等，都是茅草房。这里位于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学院刚建不久，当时又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差。我心里在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今后生活和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吗？好生纳闷。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教授、专家，他们不怕艰苦，扎根宝岛，为我国热作科教事业默默地劳动，对自己鼓舞很大。我注意到，宝岛新村处于热带作物生产的中心，四周天然森林茂密，野生植物种类繁多，拥有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可供我们学习，并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开发。在这里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去做，有自己施展才干的空间，于是，我安下心来了。
　　我被分配到“植物教研组”（简称植物组）。当时分配到植物组的还有谢石文、陈志渊两位老师。谢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陈则是兰州大学生物系。我们到来之前，植物组只有董建华老师1人。董老师告诉我们，学院自1958年成立后就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即58级），那时的植物学——植物学上：植物器官形态与解剖，这一部分由她任课。“万事开头难”，当时的教学条件相当差。记得植物学是在一间大茅草房里上课的，而这间大茅草房同时也是学生饭堂。实验课也在这间茅草房中进行。做植物解剖观察时，在讲台上放好显微镜，指导老师在镜下找好观察物后，学生们则一个个地轮流上去观察。现在，植物组已经有了一间实验室，买了一批显微镜，条件比开始时好了许多。
　　不久，董老师离开植物组，到新成立的植物生理组，准备开设植物生理学课了。于是，学校安排我们3位新来的教师共同承担植物学课的教学。这是学校领导对我们的信任，我很高兴，但也感到担子重、压力大。由于植物学是我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许多概念那时已有些模糊了，因而要花时间进行复习。此外，我对宝岛新村周围的许多植物都不认得，椰子和油棕区分不清；菠萝蜜见过，甚至吃过，橡胶树过去也见过，但只知道皮毛，对它们的植株形态特征、生长发育习性和结构等，脑子里则是空空的。要在短时间内就备好课，能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心里并不太踏实，但我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就接连给58级学生上“植物学下：植物类群与分类”和给59级学生上植物学。我本人承担理论课讲授；谢石文、陈志渊老师和我一起负责实验课。因为学生班级多，还从别的教学组请来刘华明老师暂时帮助带实验。我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争取把课教好。
　　1960年，植物组与研究所的“植物园”合并，研究所的郑坚端老师到植物组，接着，1961年余肖娟老师从广州华南农学院调入我们植物组（郑坚端和余肖娟两人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陈志渊老师1960年底离开学院，刘华明回农学组。这时，全组教师有4名，郑坚端任组长。大学刚创办，条件差，我们4位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教师，没有老教师带，到宝岛新村时间不长，对校园和校园周边的生态环境与植物种类很生疏。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状况。
　　何康院长十分关心学院的教职员工和教学。他将植物教研组列为他的教学联系点之一，每月或一二个星期便到植物组一次，和教师们座谈教学和生活情况。记得有一次，何院长从外面出差回来，此时还不到下班时间，为了赶在下班之前和职工们见面，他不辞旅途劳累，放下行李，立即就到各教学单位去转一转，同时也来到我们植物教学小组，问寒问暖和介绍外面的教学情况，大家都很受感动。何院长和我们座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植物学的教学办成有自己的特色”。
　　全组教师对如何把植物学教学办成有自己的特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植物组近期与远期的发展，进行了规划。

　　一、把植物学的教学办成有自己的特色
　　植物学是我院热带作物专业学生的重要“专业基础课”。植物学的教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才能适应热带作物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我们体会到所谓“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点：
　　1. 要有适合热带作物专业和海南地区特点的教材
　　当时的教材是采用南京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的，教材的内容都以粮、棉、油为主，很多例子海南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开始考虑编写适合本院特点的植物学课本和实验指导。以橡胶为主，对各种主要热带植物的形态、解剖等进行观察、记录，有计划的对校园周边和海南各地不同生境的植物类群进行考察和分类鉴定，把它收集整理，作为编写教材的材料。1960年集体编写出第一套《植物学》课本和实验指导，1974年进行修订。这2套教材的特点：（1）教材内容以橡胶树与一些主要热带经济植物为主，而分类部分则以热带科的种类为主进行编写；（2）主要的实验都采用了本地区常见的典型植物材料。
　　1973年，我们进行了“植物课程讲授内容顺序编排”的教学改革，它与教材的建设关系密切。农林院校的植物学教学顺序多是“种子、幼苗——器官形态与内部结构——植物分类”。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它的缺点是，在还没有上“分类”、许多植物名称都不熟悉的情况下，讲授器官的形态与内部结构，学生不容易接受，平添了学习的困难。因而，我们提出了“种子、幼苗——器官外部形态——分类——器官内部结构”的编排顺序。这种教学模式，比较符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而且一开始便学习形态及分类，便于把学生带到野外认识植物，加强了接触实际，为继续学习内部结构打下基础。这种编排顺序，1973年被中南五省农业院校教材会议采纳，并按照这一编排顺序编写了植物学教材。
　　1975年，在总结多年的教学实践，特别是上述教学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对过去编写的教材进行了修改，按照我们提出的编排顺序编写了新的《植物学》教材。教材内容引入了大量的橡胶树与主要热带经济植物实例，具有明显的热带地区特色；理论联系实际，适应热带作物专业学生今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当时植物学特别是“细胞学”的最新进展。这是我们编写的最具有自己特色的植物学教材。它在我们的教学中沿用了多年。
　　1980年，我和谢石文老师合作把依据自己实验观察记录，绘制的热带经济植物器官形态与解剖结构图解进行整理，并在内部出版了《植物学实验图集》，作为植物学实验课的辅助教材，一直沿用至今。1984年我们又探索“理论课”与“实验课”独立开设，并编写了相应的《植物学实验》教材。
　　2．要有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教学方法
　　按专业的小班上课（不上大课）和分组上实验课，是我们植物学教学方法上的鲜明特色。
　　按专业小班上课，“人数少、课室小”，老师讲课或平时辅导都能顾及大部分学生，又方便学生听讲与观看老师演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植物学是一门直观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采用实物教学，植物分类部分着重野外教学，是我们教学的另一特色。小班上课方便了实物教学和野外教学的开展。
　　分小组上实验课时一般每小组15人。班小人数少，老师能够逐个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检查指导。同时，实验过程多给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尽量少观看现成的永久制片，从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上实验时，我们还用自己装配的“显微镜投影装置”进行示范讲解，提高了实验效果。1985年以后，有了先进的显微镜-电视转换装置，效果就更好了。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肯定，1984年植物教研组被广东省高教局评为先进集体。教学改革的总结《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突破性”教学原则》获1989年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谈到野外实物教学，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终身难忘的往事。46年前，即1960年初，何康院长百忙之中曾几次抽时间和我们一起带领学生到野外认识植物，每次都是早晨很早出发，步行到距院部4-5公里的山野进行野外教学。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他认识那么多种植物，拉丁学名又很娴熟，都很钦佩。中午在附近生产队食堂和老师、学生一起吃午饭，吃木薯做的菜，鼓励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祖国热作事业贡献力量。下午和同学们一起步行回院部。第二件是1960年下半年开学不久，一天，我和谢石文老师到试验场6队附近为植物学野外教学选完点和采集完标本，提着采集箱沿着国防公路返回院部途中，公路上一辆小轿车突然在我们两人身旁停下来。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已从车里传出何康院长亲切的呼叫声：“邱德勃！谢石文！你们两位是出来采标本的吧？快上车！坐车回去！”我们这些年青小助教，刚来院不久，何康院长在快速行驶的车上就能认出我们，并请我们坐车，心里非常感动。他学识广博而深入教学第一线、平易近人、关心下属的优良作风，对老师、学生的鼓励与帮助都很大。

　　二、实验室建设
　　在大学里，把实验课教学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实验室则是进行实验课教学的重要场所。学生要在这里进行植物器官形态与结构的观察、植物种类识别以及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等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活动。实验室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教师和研究生以及本科毕业生撰写论文时，开展一些小型试验观察或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设备条件。实验室设备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实验课教学的质量好坏，师资培养提高快慢，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教育水平高低等一系列特色教学评价。
　　我们到学院时，植物实验室刚建立，只有一些新购置的性能单一的低倍（650×）学生用的显微镜，一些简陋的实验桌和木凳，以及少量的瓶瓶罐罐等，而教师用的显微镜、切片机、永久制片和教学挂图等设备都没有，可以说是空白。这样的设备条件，要完成最基本的实验课教学活动都很困难。因此，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了必须抓紧进行实验室建设。我们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规划，自己动手，奋发图强。分为下列3个阶段：
　　（1）初建阶段
　　购置配备学生用显微镜，争取做到上实验时每人一部显微镜，同时添置放大镜、简易台式解剖镜等一些必要的小设备。因陋就简，自己动手靠徒手切片方法制作切片标本，绘制挂图等。做到基本能按教学大纲要求把主要的实验开出。
　　（2）发展阶段（1963年至20世纪70年代）
　　　大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验室已初具规模。陆续添置了一批新的性能较好、高倍镜分辨清晰的学生显微镜，上课时可以做到每人一台显微镜，提高了实验课的质量。而且，购置配备了一部较精密的波兰产的研究显微镜和德国蔡司1500×显微镜，石蜡切片机和木材切片机等，因而教师能进行一些试验研究工作，能制作较高精度的植物组织永久切片标本。因此，实验室的功能也就完善和提高了。
　　在此期间，制作了相当数量的各种热带经济植物浸制陈列标本和成套高精度的永久制片标本，也绘制了成套的教学用植物挂图。
　　此外，在校园、学校附近和到海南岛各地进行植物种类考察的同时，采集压制和鉴定了相当数量的腊叶标本，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植物腊叶标本室（约220科，2400号标本）。
　　（3）提高阶段（1980年以后）
　　1980年以后，植物学实验室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1983年世界银行400万美元贷款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从1980年以来，植物实验室先后购置了德国Leitz多用研究显微镜、美国AO倒置显微镜、日本Olympus-BH2型研究显微镜、Nikon体视显微镜，美国AO自动磨刀机、石蜡切片机、滑走切片机，后来又添置了分光光度计等许多高新设备。能进行精密的植物组织切片，进行明视野、暗视野、相差和荧光显微观察和器官、花粉粒等的表面扫描观察，以及精确的显微摄影。除了设本科生实验室，还增设了研究生实验室和植物制片室等。能开展植物胚胎学、形态解剖学、组织化学、细胞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能适应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
　　同时，学生显微镜全部更新，装备上1500×具精密调焦（内置照明）和镜台调节的学生显微镜，装备了先进的幻灯放映机，显微镜-电视转换装置。2000年以后，又购实了电脑与多媒体装置。

　　三、师资培养与学科建设
　　1962年，我们已注意进行师资培养与学科的建设。师资培养有共同的要求，但每个人有所侧重，创造条件鼓励教师向不同学科发展。其途径是：
　　（一）通过参加教学、小型试验观察与系统科学研究等实践活动，总结与积累经验，提高与充实专业理论知识水平
　　1. 参加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以及教材建设等最基本的教学实践活动，以提高教师综合教学能力。
　　2. 结合教学工作，有计划的开展小型试验观察与野外考察活动。开展了以橡胶树为主的常见热带经济植物生长发育习性、器官外部形态特征的试验观察，以及对这些植物器官的内部结构进行切片、解剖观察、记录；收集了丰富的植物器官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制作了一批有价值的永久制片，从而提高了教师的实验操作能力。此外，对校园周边与海南岛各地不同生态环境的植被景观与种类构成等进行考察和植物分类鉴定，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增加了感性知识，还为实验室制作了大量的腊叶标本。
　　3. 参加系统的科学研究实践。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起，由于实验室功能提升了，同时80年代开始恢复毕业论文制度，结合指导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开展了“植物生态与群落方向”与“植物胚胎发生发育方向”等方面系统的科学研究。这是师资培养比较有效的途径。通过科学研究，提高了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综合概括以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选送到国内高等院校或国外进修、深造，拓展课程教学，打造精品课程
　　学院与热作系的领导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何康院长多次提供方便，鼓励年青科教人员学习英语，我和许多年青老师一样从中受益匪浅，衷心感谢何院长。在196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大环境下，领导有这样的胆识，难能可贵。
　　20世纪70年代末，派谢石文老师到中山大学短期培训，学习常规植物组织切片技术和超薄切片技术。1981-1983年底，经教育部派遣，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利兹大学植物学系进修细胞生物学、电子显微镜技术和进行科学研究。学习了新的学科、新的技术，也开阔了眼界。
　　通过这些年教学工作锤炼，参加科学试验观察实践和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及外出进修学习与参加科学协作研究等，我们老师的专业知识水平、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提高了。每位教师各有侧重，在不同分支学科上刻苦钻研，有所建树。教师成长了，学科得到了发展。过去，我们植物组原来只承担《植物学》一门课。大致到了1987年，我们教研组承担的教学，除了《植物学》外，新增了《植物群落学与热带植被》《被子植物胚胎学》《植物显微技术》《细胞生物学》《电子显微镜技术》《被子植物分类学》和《维管植物解剖学》等课程。
　　由于学科的发展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学院教师开展了科学研究，为招收研究生打下了基础。1987年郑坚端老师开始招收“植物群落与生态”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2年开始我和谢石文老师合作招收“植物结构与发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共招了5届。研究生教学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的科学研究与学科的发展。1996年，植物学获“学校重点课程”称号与资助，2002年评上“海南重点课程”，2004年又评上“海南省精品课程”。

　　四、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是人们通过科学试验，对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进行深入观察、比较与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奥秘和规律，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客观事物本质的过程。高校教师参加科学活动，通过自己亲自的观察比较与分析，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理论概念就会有切身的体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学术上就有自己的地位，教学过程中对某一概念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与确切，说起话来，心里也更踏实。一所大学或一个学院（系），他们的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做出了成果，在学术界就有地位，有权威。
　　我们学校是1958年新成立的大学，教师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教师，上面缺少老教师指导，缺少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同时，我们这里是研究所与学院结合的“所院结合机构”。从领导到老师似乎都有一种模糊的想法，“科研”似乎是研究所（院）的事，我们学校负责教学教好书就行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大学自1958年建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教师基本没有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到20世纪70年代末，潘衍庆书记任热作系主任时，提倡和要求热作系的教师都要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从而，带动了热作系乃至热作学院教师的科学研究，结束了热作学院教师不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
　　植物教研组教师20世纪60年代成立初期，就结合课程教学需要开展了一些植物器官形态、结构、生长发育习性和植物生态生境的试验观察活动，提高了实验操作技能与观察分析能力，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以后开展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75年，我们进行了“橡胶树芽接愈合过程的解剖观察”课题研究，这是我们组最早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植物实验室提供了石蜡切片机，教师研究显微镜等基本设备，几人合作完成。论文发表在《热作作物学报》1980年第1期上。研究结果证实：钻木和芽片的幼嫩组织细胞分裂产生愈伤组织，使钻木与芽片连成一体；而芽接的成活是靠芽片上缺损形成层的修复，进行分裂，产生新的木质部和韧皮部来实现的。纠正了过去教科书上认为“钻木与芽片间的愈伤组织中产生形成层及其分裂活动，使芽接成活”的错误看法。
　　这次的研究结果鼓舞了我们。1978年我和谢石文老师一起大胆地涉足进入橡胶树胚胎发生发育的观察研究领域。当时有人觉得我们好高骛远，认为进行胚胎发育的研究需要3000×显微镜。由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工作，开始时心中无数，但我们并不甘心，坚持要亲自去实践、去探索。进行了一些人工授粉、采样解剖观察，在不太高倍的显微镜下，看到了一些不同时期的橡胶幼胚，增强了信心。在热作系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制订课题研究计划，进行了“橡胶树胚与胚乳发育的研究”，一些年级作毕业论文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科研课题的部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论文发表在《热带作物学报》，1981年第2期上。该研究揭示了橡胶树胚胎发生、发育的过程和所属类型。发现橡胶树种子胚乳（三倍体）在胚胎发育早期（鱼雷胚期）开始衰败，以后，胚乳细胞的养分逐步被幼胚和珠心所吸收，直至衰亡。成熟种子中的所谓“胚乳”，实质是由二倍体的珠心组织发育形成的永久性营养组织，称为“外胚乳”。我们的研究结果提醒人们：别去进行用橡胶种子“胚乳”诱导三倍植株的研究。
　　1982年，谢石文老师进行了“橡胶树花粉粒发育时期的鉴定”的研究工作，采用压片方法对橡胶树花粉粒的发育过程，以及花粉粒与花被之间发育阶段的相关性作了阐述[见《热带作物学报》，1985，6（2）]。邱德勃老师1981-1983年在英国利兹大学进行萝卜与甘蓝属间杂交胚发育的研究，从超微结构水平对属间杂交胚败育的可能原因作了阐述与分析[见《植物学报》，1986，23（5）和1988，30（5）]。
　　由于1983年世界银行400万美元贷款项目的资助，植物实验室购置了不少高新设备，实验室的功能扩大了。同时，热作两院公共实验室（测试中心）配置了日本JEM-100CX/II型透射电子显微镜，JSM-T300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超薄切片机等精密仪器。我们已具备条件进行较高难度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在显微和超微水平进行植物结构与发育方面的研究。我1984年从英国进修回国后，和谢石文老师合作，着手围绕橡胶树胚胎发生、发育生物学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1988年1月，我们的“巴西橡胶树胚胎学的研究”课题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来又得到热作两院科技基金资助。于是我们的研究工作正式启动。一些年级的本科作毕业论文学生和部分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该课题研究工作。做胚胎学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工授粉、采样、解剖切片和显微（超显微）观察工作。橡胶树高大，进行人工授粉要搭架子或爬梯子，工作量很大。那时我和谢石文老师节假日很少休息。有一年春节，都年三十了，谢老师还要带着梯子到橡胶园采样。该课题的研究目标，是弄清橡胶树大、小孢子发生、发育及其显微结构，胚囊的酶法分离，雌、雄配子体的超微结构，传粉授精与双受精作用中三核融合过程等胚胎学基本问题。1991-1997年前后，在《植物学报》，《热带作物学报》和《华南植物学报》等刊物上，共发表了6篇论文。研究获得如下结果：
　　1. 对大、小孢子的发生、发育过程，成熟胚囊和花粉粒显微结构的观察，是当时国内外关于橡胶树大、小孢子发生与显微结构最深入、详细的描述。我们采用自制的蜗牛酶对橡胶胚囊进行分离与压片，取得较好的结果，并得到一些外国专家的重视。
　　2. 采用超薄切片和透射电镜技术对橡胶胚囊、花药绒毡层、早期花粉粒和精细胞作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阐述。我们的工作把橡胶树胚胎学的研究推进到超微结构水平。
　　3. 受精作用，是植物胚胎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我们采用荧光显微镜技术观察了花粉管通过花柱进入胚囊的同时，还对进入胚囊的两个精核分别与卵细胞核和极核进行双受精，发生融合的详细过程作了观察与描述。我们很幸运，在同一张切片上看到并拍摄下2个精核分别与卵细胞核和极核结合的宝贵瞬间的精美图象。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关橡胶树胚胎学方面所作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
　　与我们的课题获得资助的同一时间，1981年1月郑坚端老师的“海南岛热带草地资源研究”课题，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该课题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1994年以后，我们还进行了“橡胶树不同抗风品系木材比较解剖”，“橡胶树人工多倍体的倍性分析”和“西卡柱花草受精作用和胚胎发育”等多项课题研究工作。在《草地学报》和《热带作物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上述课题的研究论文多篇，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科学研究工作提高了老师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研究生教育。

　　五、植物教研室教师队伍的更替变化
　　植物教研组从1958年成立至1984年前后，有12位教师在该组任教。1958-1961年，有6位教师到植物组，1959年董建华老师离开植物组到植物生理组，1960年底陈志渊老师离开了学院，到1961年植物组也只有4位教师，他们是郑坚端、余肖娟、邱德勃和谢石文老师。1963年徐恒学从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植物组。组内5位教师都是老牌大学生物系毕业生，可以说，兵强马壮。徐恒学老师1970年初离开学院。1973年植物教研组正式定名为植物教研室。20世纪70年代中以后，陆续到植物组工作的有陈庆麟（中山大学硕士学历），余世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张耀宗（原先在研究所生理解剖组）和孔繁浓（热作学院毕业）等4位教师。他们在植物组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张耀宗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退休。待时间最长的是余世杰老师，1992年调离学院。他们对植物组都做出了贡献。
　　1985年以后大学规模扩大，新开专业、学生班级增多，植物学课程教学任务加重，陆续有不少高校毕业生分配到植物组任教。我们对年青教师严格要求，热心帮助与指导，使他们迅速成长，他们中不少人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到2000年，老一辈教师已全部退休，此后，跨世纪的新一辈教师接替老一辈而成为植物组的骨干力量。
　　纵观植物教研组（室）的创建、发展过程，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坚力量是热作学院创建早期到教研组工作一直坚持到退休的邱德勃、谢石文、郑坚端、余肖娟4位教师，他们参与了植物组创建、发展工作的全过程，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植物教研组（室），奉献给了我国热带作物科教事业。他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植物教研组（室）的“轴心”和“脊梁骨”。
　　而今，植物教研室有5位教师，他们的学历都很高——3位博士，2位硕士。他们了解与植物学相关的边缘学科、视野开阔、发展潜力大，他们一会干得比前辈们更出色。

（作者写作此文时，与谢石文老师商榷过）

（邱德勃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授，原热带作物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