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2年的一次工作调动中，有点偶然地进入研究所来的。原本我是调到华南垦殖局机务处的。到该局广州办事处联系去湛江市的交通安排时，被从湛江市来的局办公厅主任林西留下，担负他指定的一项临时任务。一个多月后，他又安排我到来我国协助筹建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古里处工作，并立即领我去见专家，翌日就去上班。地点是广州爱群大厦内一个套间，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俄语翻译和一位俄裔女打字员。从专家撰写的文稿中，我才知道要筹建的研究所名为“中国天然橡胶研究所”，而我对天然橡胶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说是一无所知，不免有点惶恐，只能凭专家借我的一本美国出版的《橡胶化学与工艺》开始启蒙学习，边学边干。
1953年初迁入沙面原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后，大批新调入的工作人员陆续到来，各项具体筹建工作，包括行政和科研必威官方 建立，试验室内部基建等随而展开。从新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名称看到，研究所名称是“特种林业研究所”。1954年初研究所正式成立时，所名称又变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1956年又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7年再改名“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由于其时研究所不对外公开，所址也不挂牌，故所名频变，连内部职工也没予关注。
所正式成立不久，就有上级要把研究所迁往海南，而教授们认为海南岛闭塞落后，不利于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而强烈反对的传闻。果然不久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陶铸就亲临研究所，在职工大会上宣布迁所海口市的决定。会后大家自然而然议论纷纷。到过海口的人说，海口市电厂很小，连自来水也没有，试验室工作最基本条件都难解决，怎能做科研工作呢？故很感困惑。没过多久却又说决定有所改变，只将培育部迁到海口市，化工部则改迁市郊石牌——其时研究所架构分培育部和化工部，前者下辖5个研究室，后者下辖4个研究室和机械修配金工场——并且随而见到在石牌邻近华南工学院处动工基建。年底化工部迁入石牌新址。我们迁到石牌不久就见另一端培育部试验楼和宿舍也动工建设，1955年底培育部也搬来石牌，扰嚷一时的迁所问题便结束。
苏联专家1953年下半年返国后，我转到化工部的机械物理室工作。“机械物理室”一词是令人费解的，其实是个错译又被长期错用的名词，它英语原文是mechanics-physics，mechanics有两含义，一为“机械”，另一为“力学”，正确译法应是“力学物理”。由于橡胶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是它具有独特的力学物理性质，实际就是对橡胶产品的质量控制与提高的研究。
海南岛说是上世纪初就开始种植橡胶，但据我们1954年对橡胶加工状况调查，其产品只有烟胶片一种，年产量不过二百来吨，均由各农场的作坊式加工点加工，技术很落后，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工艺条件全凭工人依经验掌握。产品是由土产公司收购的。奇怪的是国际通用烟胶片是按质量分5级的，土产公司却是分为8个级别，又没法弄清楚是按怎样的标准定级的。化工部面临的任务就是于1952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的橡胶树陆续开割前，在加工工艺和设备上为生产部门提供技术准备，任务是很艰巨的。
当时化工部人员共约50人，其中包括约20名技工和试验室辅助人员，全是从未从事过橡胶工作的，多数是年龄未过卅岁青年人，高级的只有李运华教授一人（在沙面时尚有一名副教授和一名从橡胶制品工业部门借用的资深工程师，但均在迁石牌前离去），这与培育部相比，力量单薄很多。“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广州包括筹备期在内的不足5年间（中间还经历“肃反”、“反右”两次大政治运动），依靠大家不辞劳苦、勤奋努力，终于取得两项重大成果，为大规模种植的橡胶开割后的产品加工，在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做好了充分准备。两项成果是：
（一）为使我国烟胶片加工脱离落后状态，工艺室在完成各个工序的工艺条件优选研究试验后，设计和制造了插板式凝固槽及多对滚筒组合的电动连续压片机，设计建造了洞道式温度受控烟房，并在1955年在联昌试验站建设了试验工厂，进行了生产性试验，为往后农场建设烟片加工厂提供了样板。
（二）完成了新产品浓缩胶乳加工的研究试制并取得成功。
在国外，浓缩胶乳加工主要是使用专用离心机的，但当时我国不能生产这种离心机，我们研究所也没有这种离心机。胶乳室采用膏化法工艺路线进行研究，取得试验室试验成功后，也在1955年在联昌试验站建立了试验工厂进行生产性试验。这项研究成果尽管只在西联农场推广生产应用，后来因农场都进口离心机用离心法生产，又因为离心法生产效率较高又较易于掌握，故此膏化法很快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但膏化法浓缩胶乳在我国出现，也有提前几年启动我国胶乳制品工业的作用。膏化法浓缩胶乳出现后，我所派出4名科研人员与北京工业研究所共同协作，首次试制成功国产能把气象仪器带上一万五千米高空的探空气球，避孕用的安全套、子宫隔膜的试制研究初期也是在我们研究所开始的。我国第一家胶乳制品厂国营第11橡胶厂在广州建设时，我所也派人协助。
所址在广州，科研人员要经常往海南跑(其时湛江地区刚种植橡胶，还没有胶乳可供加工)。那时到海南去可以说是一次艰苦跋涉，乘船要近40个小时，晕船尤如生场大病，故大家都是乘车往来，途中要在阳江、湛江和海口各宿一夜，第四天才能动身到农场或联昌试验站。出差时必须自带全套卧具，因为农场、联昌试验站和海口的农垦招待所，都只提供用床板架成的床，连草席也没有。我曾在藤桥镇的所谓旅店住过两次，也是如此，只多个用不上的木枕头。走山路是避免不了的，故必须带上个军用水壶，还有一瓶每日要吃一片以预防海南流行的恶性疟疾的药百乐君。其他日常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但绝没有哪一个会怕苦怕累而逃避到生产基地去的。1955年后，进行烟片和浓缩胶乳生产性试验的三年中，工艺室和胶乳室的科研人员，每年都是橡胶开割前(通常是3月份)就到联昌站，直至橡胶停割(通常在11-12月)才回广州。可是在迁所宝岛新村后，在一次扎根海南思想教育中，在大字报上我看到，把工艺室曾在沙面进行过橡胶压片试验作为脱离生产的象牙塔里科研典型来批判(其时我正赶上安装水电没参加)，这是很不公平的。工艺室和机械物理室存在协作关糸，他们的试验样品是由我们检验鉴定的，我们室的橡胶分级课题也常需他们帮助，我曾两次和他们一起到联昌站短时间一起工作过，是比较了解实情的。实情是，海南没有机械制造厂，设计的压片机要在广州制造，由于大家连压片机也没见过，没有经验，估计难免会存在问题，如果贸然就运去海南试用，发现问题还得运回广州修正，于是就在广州组装预试。这本来是与所址在广州或海南无关的，即使所址在海南，机器还是要在广州造，也要在广州试机，不同的是大概不会在英式洋楼内进行而巳。但由于压片机主要设计者其时带着右派帽子，只能噤若寒蝉，其他人员也抱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态度，就只能任由严肃的噱头出现。
1958年初，反右运动刚结束不久，农垦部作出迁所海南那大县(后改为儋县)的决定。在实施时，以大跃进的“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豪气，彻底摒弃1954年迁所石牌时先完成基建再搬迁的稳健做法，以破斧沉舟气概，一声令下立即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同时进行的迁所建所工作。组织了迁所和建所两个工作组，前者负责图书、仪器设备等的拆卸装箱付运，后者到海南那大负责建所，其余职工也立即迁去联昌站。家属小孩原本是暂留石牌待宿舍建好才搬迁的，但后来接收我所原址新创办的华南化工学院也要“大干快上”，当年就招生开学，无可奈何家属小孩在8月份就被“迫迁”到海口市，寄居海口市海军招待所。
我被安排在建所工作组，3月份就随武树藩副所长到联昌。随后随武副所长去察看先行的同志所选定的三个候选所址。其一是在靠近公路牙拉河桥处的牙拉河畔；其二是在与正在兴建中的沙河水库中部邻近的犸佬山脚下的坡地；第三个就是最后被选中的现址。在我心目中，我最中意的是第一个选点（这与我是负责供水供电有关），因为它有河水较清浩的牙拉河作取水水源，又最靠近那大县城，虽然它比珠江三角洲的乡镇还简陋，但毕竟有间县医院，是县商业中心。最不喜欢的是后来选中的现址，也是因为水源。虽然这块坡地前后都有条小溪，但事先我勘察得知上流是合而为一的，流经的几个居民点的生活污水都排入其内，加上水流量小，溪中烂叶堆积，水根本不可食用。将来水库建成虽可以从中取水，但距离三四公里，工程较大，按当时情势恐怕连需用的水管也难解决。
何康所长偕教授们到达联昌后的一天，何所长等领导连同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华南农学院书记杜雷以及教授们一同去察看选址，我是作为建所工作人员随行的。他们是边看边议的。牙拉河畔的选点很快便被否定了，因由是地貌不够平整开阔，有的教授还议论它的土壤实在太糟了。这令我当时很纳闷，只不过是冲刷关系外露一些小石块而己，这跟建房屋有什么关系？对犸佬山脚下的坡地也认为不够理想，缺点是陂地朝西向斜。最后看并被选中的选点，由于华侨农场刚进行过开荒烧岜，显得特别开阔平整，大家都一致认为最佳。我是一直不敢插嘴的，这时忍不住提出水源问题。杜雷书记说可以打井，我说打井恐怕水量不足，他又说：“一个井不够可以打两个，两个不够可以打三个，三百个够不够？”也许想到在有限范围内水量并不与井数成正比，故改用和缓口气又说：“苦战三年嘛！从沙河水库取水总能做到的。”“苦战三年”是大跃进口号中的常用语，我只能咋舌。事实上，此项工程到1984年才建成。不过，我当时是从眼前实际考虑的，从长远计忍受一时缺水之苦，也许是值得的。
所址选定，测绘了地形图，作出建筑物布置方框图后，何所长召集各室主任（也就是教授们）开会审议。出乎我的意料，引起争论的竟是试验楼是建楼还是平房问题。主张建平房（何所长戏称为“平房派”）理论，除认为高楼大厦会显现与农场工人及农民距离有碍沟通外，还提出平房可以将各研究室之间距离拉开，便于各自在周围建试验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先前选址时他们为何都在意土壤优劣。在佩服老先生们思想进步超前之余，不禁又想到因此会多消耗难得的水管电线同题，但选址时多嘴教训令我紧记自巳只是列席的工作人员身份，不敢造次。幸好这次领导上没采纳“平房派”的意见。
大概在4月份，我们就住入在新所址所建的茅房里开始基建工作。任务是不单建所，还要建学院。学院9月要开学，研究所职工挤在小小的联昌站，受优待的教授也要两对夫妇一同挤住一房间，还有留在广州一帮家属小孩也必须在开学前搬来，即使是首先解决宿舍基建问题，任务也是巨大的，要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处在大跃进年代，人们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之类口号鼓舞下，形成的思维定向是只会盯着目标拼命干，不会去考虑可行性的。只是豪气归豪气，房还是要一砖一瓦地盖的。盖大楼要设计，钢筋、水泥、木材等还要有计划指标，有了指标才可以发挥一点主动性派人到工厂请求早点发货，在还未列入国家计划前是无能为力的。故只能用劲于可以就地取材的平房宿舍的建设。但在海南备料是没有商业部门代劳的，只能靠自己去搜购。杉木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故桁条只能向农民购买。农民手上拥有的是平时为准备建房而一条一条积集起来的杂木桁条，只能从各家各户几条几条地搜集。砖瓦和石灰，海南的生产厂都很小而且是分散在各地，也要到处搜购，运输也是个大问题，汽车去不了的地方还得雇用牛车。迫不得己，甚至连收购附近被弃置的砖瓦窑、石灰窑自行组织生产的办法也用上了。折腾到8月份第一栋平房才开始动工建设，领导就此只能作出学院草房上马决定。幸好建茅草房是海南的强项，从临高召来一帮人马，12元 / 平方米包工包料，很快就将十多栋课室、宿舍和食堂建成，被誉为“草房大学”的学院就如期开学了。
好事多磨，9月中句来了一场台风。晚间约10时，我们住的茅房哗啦一声垮了，在荒野中无安全之处可逃。幸好茅房有其优点，垮蹋没伤人还留着容人可坐的空隙，我们便穿着雨衣，坐待天亮。天亮风雨都停了，我们从草竹丛中窜出来，见到存放从广州集中运来的职工们的行李家杂的茅房也倒塌了，箱箱包包尽被淋湿，另一个贮放图书仪器的茅房，大概因未建四壁只有屋顶之故，没有倒塌，但房顶漏雨和四周漂雨，木箱也没一个表面是干的。面对这满目疮痍景象，茫然不知如何善其后。如此多的物件没有地方可以转移。尽管台风过后便是阳光普照，但即使是把成堆堆放物件设法摊开来晒也没有劳力，更不用说把包装打开了，况且这样做有容易散失的危险，故其中虽有我们几个人的行李，也没谁去翻动察看，只能搬掉散落在上面的木竹茅草让其在原地晾晒。所领导后来也从联昌站赶来视察，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学院的学生。考上大学到校竟是“草房大学”，思想难免波动，再受台风考验，难免思想混乱。天亮后我们就眼见有学生带着行李离去。
改革开放前，单位办社会原是普遍现象，但这是指一些本应社会功能处理的事由单位来办。研究所迁到儋县之后，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突出，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都由单位包起来，这方面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应是体会最深的。1958年底，所的机构恢复正常，基建科取代建所工作组工作后，我被安排到附属工厂任厂长。附属工厂由发电厂、机械修配厂（即在广州时的金工场）和木工场（负担基建用的门、窗及家具等加工）三个单位组成。因而，也有两次难忘的办社会的体验。
一件事是1959年，正是“三年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也就是大家回忆时称为每月19斤米时期。其实这并不能完全表征当时的艰苦。因为不仅米粮比当时广州配给量少了几斤，而且广州每月还每人有几两油、半斤肉，海南却全没有。19斤米是职工定量，家属则大人才15斤，未满15岁孩子按年龄更是7-12斤/月。例如，我家有三个小孩一个老人，人均就比19斤低得多。这还是当时唯一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竟也出现供应不上。不知什么原因，海南不再供应大米，改为供应稻谷，而且还要我们派车到农村去运回。所里十万火急从广州弄回一台小碾米机，把碾米任务交给我。我们厂近百人（木工居多）却没有一个会碾米的，我更是连碾米机也是第一次见到，虽说技术并不复杂，但也够折腾人了。好容易才把米碾出来，但碾米机实在太小，很难应付几千人的食粮需要，厂门口经常有生产队来的牛车在等米。何康所长大概也心急如焚，不时来垂询，有时一日来两次。我更是不敢怠慢，狼狈得一言难尽。
第二件事是一天突然接到行政处下达立即送一口棺材的任务，我便到木工场向工人师傅交代任务。工人师傅瞪大眼晴问我：“棺材！棺材怎么做？”这也难怪，造家私的木工是不会造棺材的，只好告诉他们造个能装下人的木箱便成，只是木板要厚点，稍为刨光滑点，钉得牢靠点。当时在儋县可能是买不到棺材的，也没有殡葬服务业，有人死亡，一切工作都得由死者所属单位负责办的。由此想开来，我还当过一次仵工。我回到加工系工作后（迁海南后原化工部改称加工系，我是1962年初回去的），加工系一对男女在沙河水库游泳溺毙，加工系党支部召集一些人布置办后事工作，我和一位女教师被安排为死者更衣。我原以为这项工作与挖穴造坟、运棺比起来，只要克服恐惧心理是比较轻松的。第二天尸体浮起，捞上来放入灌溉站水泵房后，该我上场时，才发现女搭档找不着（事后她向我致歉，她见到捞上来的尸体就不寒而慄，自知无法自持，只好赶快躲避），我只好进去单干。事不经历不知难，给僵硬尸体穿衣服并不容易，而且稍一翻动就口鼻喷臭气和血水，我手足无措地捣鼓大半天才完成任务，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讲两院发展史，人们爱说发电厂靠5千瓦发电机起家，其实所指的发电机是建筑工程队专用的。发电厂第一台发电机是在陶铸书记关照下才取得的。何所长一天从广州回来告诉我，陶书记答允为我所解决发电机问题，要我到广州落实。我到中共华南分局传达室填写会客单时很踌躇，我这样小的干部要会书记实在太冒昧，但华南分局中我能写出名字的除第一书记叶剑英外只有陶书记，只好硬着头皮直写。结果还好，我到会客室等候不久，一位干部就来会我，问明原委后离去一会再回来，给我一纸介绍信，嘱我到省政府找陆莹秘书长解决。到省府要见到秘书长也并不容易，主要是他忙得不可开交。等了恐怕有两个小时才见到，他只答应想办法解决。为此我几乎隔天就追问，有时连秘书长也没法见到。去多了和负责送开水打扫清洁的女工交上朋友，她向我透露秘书长中午是在哪个房间午休的，下午上班时在哪里等定能见到他。果然灵验，尽管见面也说不上两句话，但这也就足够了，我只是怕他忙起来把这事忘了而已。看来秘书长要解决这个小问题也不是举重若轻的。我在广州赖了20多天，才得到一台15千瓦柴油发电机，而且是从香港购来旧机翻新的。后来得到的35千瓦、70千瓦及100千瓦柴油发电机，是农垦部从国家计划中先后调拨的。
在沙面、石牌的两次水电安装我是参与者，但那时只须绘制好设计图纸，总务科就能找来水电商包工包料施工，我只要巡视一下做个监工便成。在宝岛新村则全要自己动手。工程材料购买时采购员跑断了腿就不说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不少的。何所长在大会上谈到迁所时曾欣慰地说过“除了两个电工，全体职工都义无反顾地迁到海南。”何所长从大局而言确是如此，可对水电安装而言，这两个电工不来却是大损失。当时领导给电厂配的工人中，三个原是割胶工，三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个最得力的是因车祸被吊销驾驶执照的汽车司机。作为领班人的我虽在大学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但论动手经验，只有三年级暑期在江门市电厂实习的两个月工龄。但就凭这样的队伍，终于按领导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前把安装工程全部完成，使大家在宝岛新村能首次灯光明亮地欢度国庆之夜。学生举行着文艺晚会，职工在饭堂跳交谊舞，一片喜气洋洋气氛。电工们还自发地把试验楼的装饰灯，用摇头风扇的土办法使灯光闪闪烁烁，何所长见了赞口不绝。最精彩“节目”还是行政部门设法弄到几百斤花生麩（原用作肥料的花生榨油后的余渣）和糖，据说是用化肥“违法乱纪”从农村换来的，煮成糖粥向职工敞开供应，尽管含有未能完全清除的细砂，但对捱饥抵饿的职工们来说却是难求的美食，大家排着长队购买。
有水有电，但无法24小时供电。试验大楼只是上班时供电下班时停电。晚间宿舍照明用电只供电到23时，就是说原用的煤油灯还得保留。原因是用柴油机发电每度电成本为广州由电网供电每度电电费的2．5倍，耗损经费巨大；其次是柴油是计划供应物资，有指标限制。间歇供电无疑对试验室工作影响很大。我1962年初从机电系转到加工系技术检验组任组长就深有体会。例如，在广州时我们会提前到试验室给仪器升温，到上班时仪器就已达到试验温度，立即可以开始试验，如今就要上班后坐等仪器升温。做一个试验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过去下班铃响我们可以加点班测定完成后才下班，现在，眼看到下班剩余时间不足以完成测定，就只能提前停止，否则试验未完电已停就白费功夫，这样工作效率就降低许多。有些试验需要连续4小时以上时间的就不能做，或积存下来提出连续供电要求后集中一次做完。有的需要时间很长，例如橡胶144小时抗老化性能的常规测定项目，要求特殊连续供电6天很难也很不合算，就只能取消，结果我们常规检验项目还不如较大的橡胶制品厂完整。
至于供水，只靠两口井水量是不足的，每天只能抽两次水。有个贮水20吨的水塔，试验室供应还可勉强满足，但宿舍每日一次供水，就只能自备水缸储水，节约使用了。
迁所海南后，随着研究方向从单纯针对橡胶扩展到其他热带作物，加工系除橡胶组外还增设热作组。当时热作组是对咖啡、腰果等热作产品加工进行研究试验，这些试验产品是通过“品尝”来鉴定质量的，我们技术检验组是无能为力的，故依然只进行橡胶样品的分析检验。
到1963年，随着新植橡胶大量开割和新烟片厂纷纷建立，出现事前没有关注到的燻烟干燥用木柴短缺危机。这是因为，燻烟干燥所用木柴是有一定要求的，要有足够粗度以能长时间保持“焖烧”并避免温度过高，小枝条是不能用的，含挥发油高的木柴如桉树也不能用。国外多使用胶园更新而得的橡胶木，而我国胶园更新却是言之尚早的事。为解决此难题，加工系开设了免除燻烟干燥工序的“风干胶片试制”新课题。
1964年下半年，在陈漫远担任农垦部代部长期间，农垦部作出了在湛江市新建立以加工系为主体的、直属农垦部的“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的决定，并任命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韩荫庭兼任所长，田之宾为副所长，我们又一次面临搬迁局面。田副所长立即带领一些人员到湛江市开始基建工作。大约到1965年9月，加工系就迁到湛江市，不出一个月后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加工所又回归研究院建制内。兜了一个弯，等同加工系迁去湛江市改个名，重现十一年前在广州沙面时曾出现的培育部迁海南而化工部迁石牌之议。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建立后，科研方针有改变，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恢复在广州时单以橡胶为研究对象的方针。科研机构除按原先所设分物理化学室、机械物理室和工艺室外，并增设微生物室、设计室和仪器室（集中管理共用的高新仪器）。我认为这种改变是正确的。工业产品无疑是要科研先导，新产品研发后带动生产发展。而农产加工一般上是农产先行而产品加工后续的。当时热带作物除橡胶外，其他热带作物重点发展方向仍是未定之数，象先前那样研究咖啡、腰果等产品加工，很可能是无的放矢，取得成果也会没产品可以加工。
1966年初，加工设计研究所试验楼水电及试验设施安装完成，正开始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停止工作闹革命。到1969年，除工人及个别干部外，全都下放农场劳动，加工研究所还一度被撤消。
我是1972年夏从下放农场重回加工所的，当时它是兵团属下的加工试验站。一些比我早回来的同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以橡胶种子油合成尼龙-9试验研究。塑料合成既不是我们所长也不是我们的正业，我极其诧异，感到这大概是因为以橡胶种子油为原料而扯上关系（工业上原是以石油为原料的），令人感慨万千。想起在天然橡胶事业发展过程中，首先青睐橡胶种子是开始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时提出过“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的口号，这是当时没有育种知识而走了一段种下大批低产橡胶实生树弯路；第二次是经济生活困难时期，为了给职工提供点食油，将种子作化学处理除去其含有的有剧毒的氰酸来供食用，便动员职工每人到胶园检集20斤种子用来榨油，如此兴师动众到底拿出多少食油我不知道，但只搞一次就偃旗息鼓表明是无补于事的。这次异想天开要靠种子油来合成塑料，其实只要想想成本能否比石油低，怎样才能把橡胶种子搜集起来，即使能把橡胶种子全都搜集又能合成出多少公斤尼龙-9，很容易就知道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瞎折腾。
1974年“两院”体制开始恢复，研究工作逐渐走向正常，才发现我们大闹革命的几年间，国外天然橡胶加工已出现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变革。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经过一系列试验研究取得成果基础上，马来西亚橡胶发展局推出名为标准橡胶的新产品。这种橡胶加工在工艺和设备上与传统的干橡胶（烟片、白绉片和褐绉片）都截然不同，其特点是不把胶乳凝块压成片状而破裂成粒状，干燥使用燃油加热的热风干燥，加工效率比传统工艺高很多，生产周期比传统工艺大为缩短。此外还制定了技术分级标准，用科学方法测定产品杂质含量、塑性保持率和氮含量来进行产品的分级及质量控制，完全摒弃了片状胶采用的仅凭主观判断的外观分级制度。其时（1974年），标准橡胶完全取代传统片状橡胶的趋势已经形成。大家都觉得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当时，加工所、热作学校（热作学院恢复过程中的过渡名称）和南田农场几乎同时组织与开展这种新型产品（当时称之为颗粒胶）的加工研究。三者采用的研究路线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所采用的造粒设备和工艺上。加工所采用自行设计的锤磨机造粒，热作学校是改装烟片厂压片机，增加剪切装置来造粒，而南田农场则利用绉片机并添加隔离剂令胶片碎裂成粒，彼此齐头并进都取得成功。记不清是1978年还是1979年，加工所的试验研究成果因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并且生产效率较高，在北京召开的国家鉴定会上获得通过，所提交的分级标准亦被推荐作为部颁标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加工所取得较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它使我国天然橡胶加工工艺重新追上国际的前进步伐。还值得一提的是，到80年代，我们所制定的《国产标准胶分级标准》（部颁标准）升格为国家标准后，其中“杂质含量测定方法”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为国际标准方法。这项国家标准还获得国家标准化奖一等奖。
（梅同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原副院校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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