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在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1951年8月31日周恩来总理委托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对华南种植橡胶树作了部署，作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为主要战备物资，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5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广大科研人员勇攀高峰、艰苦攻关和数百万垦荒植胶人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努力，在国家累计百亿元投入的支持下，我国天然橡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建成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为主的三大橡胶种植基地和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上第五产胶大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橡胶，也无法引进国外橡胶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植胶事业的快速发展，急需推广优良的品种。为此，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已开割的约60万株实生树群中，开展优良母树选择。选出高产单株，再进行精密鉴定。入选的特高产母树，取其枝条繁殖成无性系，经过系比试验后，选出优良品种推广种植。经过近10年的生产验证，由优良实生母树繁殖成的无性系，其平均产量与实生树相差无几。提高我国橡胶树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是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利用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与国内具有抗性的品种杂交，培育新的抗性高产品种。
　　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中，我国国力不断增强，与东南亚及南亚主要产胶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有条件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技术。引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引进品种——快速繁殖和甄别品种——适应性试验——区域试种——推广种植等过程。

一、1960-1962年的引种及后续研究工作

　　1960年遵照农垦部的指示，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受命到我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任商务秘书，专职从事橡胶引种。到1962年，共引进120个品种(包括重复引进的共136个)。
　　为了将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推广于生产，农垦部于1962年下达编号为“热研-橡-13”的重点课题“国外橡胶优良无性系的适应性研究”，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主持，广东、云南、广西和福建农垦厅（局）及所属单位参加。课题主持人是刘松泉，负责人是郑学勤，我和曾宪松是主要执行人之一，辅助人员有郑玉生和杨光凌。我负责全国21个适应性试验点的建立、适应性调查、区域试种和推广种植等工作。为此，20多年来，我走遍了全国所有植胶区的76 %的国有农场、海南省18个市（县）的大部分民营植胶点，以及广东省曲江县消雪岭农场、广州市瘦狗岭抗性组和信宜县钱排乡前哨抗寒点，广西黎塘及安适前哨抗寒点，福建省永春县苗圃、惠安县杏林林场及晋江县紫帽山农场等前哨抗寒试验点，对参试品种进行认真的现场调研。我先后参加和主持了7次全国橡胶寒害调查和9次风害调查。记得1967年4月初，我与广东、云南、福建的专家到广西浦北县张黄镇的国有东方农场进行寒害调查，所住的地方安排在原来场领导的办公室。我们住的房间门口贴有对联，左联写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右联写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批是“蛇鼠一窝”。大家都乐了，几天来爬山越岭搞调研的疲劳一扫而光，异口同声地说：“今晚我们真的要一窝了！”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大科研人员走出高楼深院，深入生产第一线，为“两当”（当时和当地）服务，大搞样板田。我受派到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飞龙农场搞样板田，推广优良品种，建设“四化”（良种化、梯田化、覆盖化和林网化）胶园。我住在3队，位于群山的中上部，睡在茅房的竹床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山下盘山公路上吃力地慢爬上坡的汽车。这次西双版纳之行共计400天，过了两个傣历年（泼水节），为云南垦区“四化”胶园建设、优良品种推广尽了一份力。
　　1965年课题获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家家科委的表彰。研究论文《国外优良无性系在广东、云南垦区的适应性》由国家科委印成单行本发行。
　　“十年动乱”中，由于科研人员克服困难，坚持工作，课题研究并未完全中断。1967-1968年间，正值“文革”时期，垦区遭到1966/1967年和1967/1968年的大寒害，我和郑学勤都参加了农垦部组织的四省（区）寒害调查。1972-1973年间台风肆虐，每年强台风后我都参加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部组织的风害调查。1973年8月间，我到广东省的汕头垦区以及福建垦区的有关农场进行品种适应性调查。1974年春，海南橡胶树寒害严重。2月中旬兵团热作学校副校长梁文墀要我负责，和陈明秀、沙士雄、罗永明同志一起到五师、四师有关团进行寒害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写出了《橡胶开割树寒害类型划分及处理方法》的论文。5月初该成果分别在兵团于西联农场和新进农场召开的现场会上推广，并于年底作为研究所上报广东省科委的两项成果之一。此成果亦写进了《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和《中国热带作物栽培学》中。
　　1974年3-4月，海南胶树寒害，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区也首次出现大寒害。农垦部电令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作所组织四省（区）寒害调查，肖敬平副所长指定我代表所领导主持调查。我到云南调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派云南热作所育种组组长潘华逊同志，陪同到一师4个团的9个营调查。1976年春，海南和云南西双版纳又发生寒害，我和海南农垦局的邓鸣科同志负责海南的调查。1977年6月农垦部在广西东方农场召开四省（区）热作科技会议，我和郑学勤受命筹备会议，会后刘松泉、郑学勤和我还应广西农垦局领导的邀请，到火光、荣光农场（东兴县内），南宁试验站和广西热作所，先锋、北跃、龙北（龙州县内）等农场对品种适应性进行调查。
　　1985年5-6月间，课题主持人刘松泉找郑学勤、周钟毓和曾宪松研究，认为该课题已系统研究26年，选出的国外优良无性系在全国植胶区推广面积已占植胶总面积的90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无性系形态鉴定”、“绿色芽片快速繁殖”、“环境类型小区划分及对口配置品种”和“橡胶产量、抗性早期预测方法”等研究都达到世界先进或领先水平，可以申请报奖。决定由刘松泉和郑学勤分别撰写申报材料和论文，周钟毓负责将申报材料送到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因我7月初将赴马来西亚），并确定排名次序为刘松泉、郑学勤、周钟毓、曾宪松，并都签了名。我于7月2日向农垦局科技处主管科研成果的张森富同志交了成果申报材料。他认为“国外优良橡胶无性系适应性”的研究成果，是构成“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于1982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的四项成果之一，事隔3年，“适应性”研究成果要报奖，不符合当时国家科技成果评奖规定，要我请示总农艺师许成文教授，许总所说与张森富同志相同，故请奖暂时作罢。
　　根据近30年的试验材料的总结，我于1989年发表了《国外优良无性系在我国橡胶垦区的适应性》的论文，系统的总结了国外优良品种在我国各植胶区的适应性及推广情况。该文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科技情报系统(AGRIS)编辑出版的“农业索引”收录。
　　1999年“橡胶树优良无性系的引种选育和大面推广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当年我国农业科研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我院校及橡胶垦区继“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于1981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后，得到的第二个大奖项，而1960-1962年的引种及继后的系统研究工作是此项获奖成果的重要内容。1999年8月11日下午，我有幸作为该项成果的第二答辩人，在北京铁道大厦向国家科技进步奖专家委员会进行答辩，与会专家有40多位，其中一半为院士。
　　这项研究工作历时40年，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实现良种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二、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橡胶树，推广种植的品种均为1876年由魏克汉采集的少量存活的种子种植的实生树繁殖成的无性系，其遗传基础狭窄，难以选出比现有推广品种产量更高的新品种。因此，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于1981年，组织主要成员国的专家到巴西橡胶树的原产地——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采集种子和优良母树（当时称为“奇迹橡胶树”）的枝条。共采集1.1万多粒种子及100多株母树的枝条。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种植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国际橡胶基因库园”中，有小部分种植在非洲橡胶研究所。从1983年起，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可以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引回这批新种质。
　　我于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受院的指派，与郑学勤研究员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全面的预测，与马院商讨空运这批新种质回国的有关事项，并将经预测最好的材料亲自带回国。
　　1983年我们应邀参加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高级育种专家会议，接着又应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邀请参加马来西亚种植者会议，会后到“国际橡胶基因库园”对2000多份新种质进行预测。1984年5月13-20日我们第二次赴马，预测了3000多份新种质，并亲自带回95个优良种质的芽条。我们于19日下午抵香港启德机场，入关时香港渔政署的官员对这箱芽条进行检查，认为这些活体植物不能随我们入住九龙的美丽华大酒店，应将这箱芽条送到渔政署的“过境动植物拘留所”。翌日上午我们离港时，渔政署派车将这箱芽条送到九龙火车站，看我们办完托运手续后才离去，可见香港有关工作人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1985年7月5-18日我们第三次赴马，对余下的2000多份新种质及100多份“奇迹橡胶树”的无性后代进行预测，也亲自带回95份“奇迹橡胶树”的芽条。
　　我们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预测，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和黄宗道院长在《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的“前言”中写道：“198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上，斯里兰卡、法国、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的代表提出，要求我国公布用中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在国际橡胶种质基因库所取走的品系名单。他们认为我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简便易行，效果可靠，所取走的品系产量都是比较高的。”
　　从1983年到1985年间，共引进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7581份，存活6000多份，其中190份是由我们亲自带回的。有关这批新种质鉴定、评价的研究由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他们对这批野生新种质采用小叶柄胶法、叶脉胶法、侧脉乳管数量、小叶柄乳管数量、人工模拟低温鉴定抗寒性及对少量种质进行同功酶测定等6项指标进行鉴定、评价，而其中前5项指标均是由我主持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的研究成果。
　　“橡胶热作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的研究”，于1997年由海南省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当年我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专业评审会评委，评审会指定我为该成果的第一主审员。经过评审小组的推荐，评审会50多位专家评审，该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的主要原因是野生橡胶新种质数量多，达6000多份，采用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对野生橡胶种质进行科学的鉴定评价；其它热带作物种质的农艺性状鉴定方法可靠。

三、引进“胶木兼优”的新品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升级，进一步缓解对热带木材需求的矛盾，保护热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主要植胶国都非常重视橡胶木材的利用。到90年代，要求橡胶树的育种目标既要干胶产量高，又要产材率（橡胶树木材的材积量）高，因此提出培育、推广胶木无性系（The timber latex clone）。我认为这些产量高、产材率又高的品系称为“胶木兼优”无性系更为恰当，这个提法得到同行的认可。现在我国都称高产、高产材率的品种为“胶木兼优”品种，这也写进《橡胶树栽培技术》及行业标准中。
　　国家为了鼓励引进优良品种（含种畜、禽类）和先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从1994年起由农业部设立“948”项目，财政部拨专款支持。批准立项的项目，可获10万美元资助，承担单位配套相应的经费。
　　为了引进“胶木兼优”橡胶品种和马来西亚最新的采胶技术，橡胶所于1996年向农业部申报“天然橡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项目。项目由我和副所长许闻献主持，我负责引进“胶木兼优”品种，许闻献负责引进最新的割胶技术。该项目获农业部批准。项目编号为961045，实施时间从1996年到1999年。
　　引进“胶木兼优”品种工作得到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得到爱国爱乡侨胞的鼎力支持，引种工作完成非常顺利，共引进新品种32个，其中重复引进的品种有7个。25个新引进的品种中有“胶木兼优”品种11个，高产品种14个。11个“胶木兼优”品种1-5割年平均亩产干胶169.4千克，14-17龄胶树单株木材材积平均为1.2立方米。
　　这次引种与以往引种不同之处，在于以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为主，而且数量大。如1999年引进12个新品种，共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975株。以前引种主要是引进芽条，每品种1码或每品种1-2株低切干芽接桩苗。
　　负责引种的爱国爱乡侨胞，非常关心我国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和新的高产品种。他出资并亲自到现场调研，根据我们提供的引种名单，确定引进的品种，确定引回低切干芽接桩苗的数量，认真检查苗木检疫及包装的情况，还亲自护送回国。省有关部门派员专程到广州机场接机，通过绿色通道，尽快将材料转运到海口并及时送达院校。我们则连夜组织人力种植或芽接，加强管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或提高芽接成活率。负责引种的侨胞多次回海南，每次回海南必到院校检查引回品种成活和生长情况，并且关心适应性试验布置的情况。
　　引进的新品种经扩繁后，在农业部农垦局的支持下于2000年在院内、海南、云南和广东垦区共建立了11个适应性试验区。成立了合作试验协作组，由橡胶所牵头，三省农垦总局科技生产处及有关参试农场参与。适应性试验的作业计划由我撰写。
　　为了促进“胶木兼优”品种的研发，我于2000年10月11日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1世纪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势在必行 ”的报告，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

(周钟毓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橡胶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