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至1953年6月，华南垦区橡胶种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但为期不长。因为时局变化，中央修订了橡胶垦殖计划，1953年7月至1955年，调整了发展速度和规模，即“大转弯”。如此两个极端的转折，可说是喜，也可说是悲。喜的是，我们终于从教训中醒悟，找到了发展我国橡胶的正确方向，使农垦橡胶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道路；而悲的是，因为走的弯路不小，而造成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损失。
　　1953年8月我毕业于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橡胶班，分配到海南农垦分局那大垦殖所。虽然“大发展”阶段经历不长，但也总算目睹了农垦这一重大转折。垦殖初期大发展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禁运”，为解决国家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橡胶迫切的需要，中央要求，要不惜代价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尽管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期，困难很多，但倾尽全力支持发展橡胶。除了保证人、财、物需求之外，还指派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同志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直接领导大面积植胶工作。于是，海南、雷州和广西在1952年就拉开了橡胶垦殖大发展的序幕。
　　先是垦荒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海南、雷州蜂拥而至。车站、码头和公路上走的全是前来参加垦殖的人，有些工人当时就从海口直接徒步到农场。原来千年沉睡的大地被旺盛的人气唤醒了；原来晚上灯火黯淡的小圩镇，被汽灯照得通亮；原来静寂的山野，变成了大会战的战场；原来不为人知的老胶园也有许多人前来考察而沸腾起来了；精明的买卖人也尾随而来抓商机，做点生意。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到处是人们的呼喊声欢笑声和轰隆隆的拖拉机声。奔驰在公路上的，几乎全是原苏联援助的，由中央调拨给农垦的全新汽车。同地方使用的烧木炭的破旧汽车相比，真是天地之差了。农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大部分都是由农垦车队，从上往下运送的。集中运送物资时，农垦车队的雄姿可说得是蔚为壮观！地方政府对农垦支持也很大，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地给地，他们以乡、村为单位组织民工支援农垦。仅1952年1年，地方支援农垦的民工，就有三四十万人次之多。
　　垦荒大军中除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工人外，还有中央从全国四面八方抽调给农垦的包括医疗卫生、财会等各类人员，以及广东的一批土改干部。部队新组建的林一师、林二师近2万名官兵，也在1952年7月加入到垦殖行列。林一师分到海南，林二师分到雷州。这支部队的官兵以后就成了农垦事业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垦殖技术力量，主要是来自各农林院校及有关大学的师生，此外，是一批有植胶经验的东南亚归侨，以及一批在别的行业工作而过去曾读过农业或林业院校、响应政府归队号召的“归队干部”。
　　我分配到海南后，第一项工作是在那大垦殖所的洛南采种站搞采种。到垦殖所的当晚，我睡在床上，耳朵老是听到像电机锯木的声音，心想一定是外面在大兴土木吧！没想到闹了个笑话：原来住处旁边有条牛车路，是牛车行走时轱辘发出的摩擦声，而我误作锯木了。采种站分工，让我负责抓种子鉴定，其实我只是指导工人用肉眼观察和凭手感把新鲜、饱满的种子挑选出来而已。洛南，即现今西联农场的位置，是那大老胶园的中心。负责包干采种的采种队，将采收的种子全部送交到洛南采种站，由采种站验收、鉴定、包装，然后发运到各育苗点去。我一直在那里干到采种工作结束。
　　接下来，我被分到五连场。我在那个农场只干了三四个月，就又调回垦殖所搞优良母树鉴定了。不过，在五连场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实在太深刻了。我刚到达场部时，孙技术员告诉我，场长不在，过2天等见过场长后，再安排我的工作。2天后的一个晚上，孙技术员引我去见场长。场长是瘦小个子，一看便知他是海南人。他的一双脚高高地架在桌面上，而身子则卷缩在藤椅里。孙技术员指着我向他介绍时，他竟只“哼”了一声，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面对眼前这一幕，我真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日后要领导我工作的“首长”吗？我当时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失望而难过得差点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于是，第二天我就要求到分场去，以为下面情况会好一些。不料，到了分场，那里的情况也是一样。领导对我也是不哼不哈，不过问。他们只晓得连长、排长和班长的待遇；至于我们这些技术员该是什么待遇，他们不知道，似乎也不想去知道。每天当我同工人一起劳动回来时，这些部队干部早就吃过饭，留给我的自然都成冷的饭菜了。上班时，这些干部不是在办公室聊天，就是呆在自己家里，很少跑林段，也很少接近群众。
　　我来分场前半年，听说分场发生过“闹鬼”的事。最初只是一两个人说见到过鬼，后来说见过鬼的人越来越多。结果每天黄昏，就把集体宿舍用汽灯照得通明，还不停地敲锣打鼓。他们说必须如此才能驱赶魔鬼，闹得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工人常常以晚上无法睡觉而旷工，有时勉强出工了，也多是在林段睡大觉，弄得这些部队干部毫无办法。后来，上面派来2个搞过土改的干部，查清了真相，揪出一个混在工人队伍里故意搞“闹鬼”的兵痞，闹鬼的事才平息下来。其他农场也常常听说有各种闹事的情况。
　　我们当时生活在半荒凉的地方，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那大开会，垦殖所没地方住了，安排我们到那大镇上一家小客栈在楼板上打地铺。当晚天气闷热，躺在楼板上被虫咬得身上发痒而无法入睡。后来爬起身用手电一照，原来从我们睡的木板缝里爬出数支臭虫队伍，每个人都受到一支臭虫队伍的袭击，真令人毛骨悚然！而在海南岛中部、南部的农场，被山蚂蝗咬更是家常便饭。当时，由蚊子传播的疟疾，也是对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的一大疾病。当然，我们生活的艰苦还远不只是这些。但我们没向组织提出过半点个人要求，也从未叫过一声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满腔爱国热情，把困难掩盖了吧。
　　为了橡胶“大发展”，尽管国家投入了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尽管我们为此作出了很多个人的牺牲，但发展的结果并不如人意。据说1952、1953两年所种的140万亩橡胶，由于台风、寒流袭击造成的损失以及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实际存活的只有64万亩，连一半都达不到，问题何等严重啊！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所以问题就被掩盖了。例如1952年7月提出的“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器后人力”的橡胶发展方针，虽有违于橡胶树的习性和橡胶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不符合橡胶树宜林地选择的条件，但从当时的国防需要，从快速发展需要，从向“老大哥”学习的政治需要，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或不便提。结果，大发展一直持续到1953年6月。那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朝、美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一些友好国家，如锡兰开始卖橡胶给我们。国家不再需要“不惜代价”发展橡胶了，我们也不能再吃国家“不计成本”的大锅饭了。因此，才出现橡胶发展的“大转弯”。
　　“大转弯”就是在认真总结“大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对橡胶发展进行调整和收缩。首先是中央把原先要求完成的500万亩植胶任务，调为200万亩，完成期限也从1957年推迟到1961年。农垦根据中央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收缩和调整。“大转弯”的代价是沉痛的。调整收缩的结果，海南、粤西和广西有280多万亩已开垦的土地，由于不适宜种胶被迫放弃；己定植的142万亩橡胶中，有88万亩没有保留价值的要放弃，实际保留54万亩。另外，由于收缩，需要遣散民工13万多人，比留下的6万人还多一倍。至于需要撤、并、转的单位就不计其数了。
　　农垦“大转弯"的决定是果断、适时、明智的。即使是沉痛，但长痛不如短痛。通过“大转弯"，全面总结农垦发展橡胶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依山靠林”的植胶方针。并决定把发展重点从大陆转到海南，从平原转到山区。平原地先营造防护林，种植覆盖作物，改造环境，创造适宜橡胶生长条件后，再行栽种橡胶。此外，对大发展时盲目学习苏联，照搬苏联的一套，搞的200亩一个大方格的规划及林带设计，都全面翻工，方格的面积缩为25亩，林带的方向、宽度和树种都要重新安排。此次“大转弯”应该说是农垦植胶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一段时期，我国天然橡胶步入了稳定发展的路子。

（关其能广东省粤丰贸易公司原副总经理，高级农业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