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我作为有幸的开荒者，1958-1991年，参与了她的创建和发展工作实践，因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一、“以所办学”克服了学院初创期的难关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我们的学院创办是没有筹备期的，是一步到位的。“万事开头难”，为了能尽快按计划迎接新生开学，领导提出“以所办院”的方略，在解决办学条件问题的一切方面，研究所给学院以有力支持。如缺师资，就从科研人员中给予补充，因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成了新办学院教师的来源和贮备库。
　　记得，1958年学院刚成立，就开办“热带作物进修班”。这个班的第一门植物学课教师原定由研究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担任。他因出差不能在开学时回来，于是，开学前一周，领导便临时安排我去顶替。我只好匆忙备课，并用植物园唯一的显微镜和解剖镜上了讲台。我也成了学院植物学第一位讲课人。1958级第一届学生的植物课教师，原由新调配来的5位教师担任。但是，由于他们初来乍到，不熟悉教学，当课程进入第二部分的植物系统和分类时便有些为难；主讲老师也因要准备开设植物生理课，不能继续上植物课。于是，领导又临时决定由我担当植物课教学任务，并将植物教研组并到研究所植物园。由于时间仓促和教学条件不足，只好“以大自然为课堂”，室内与室外教学相结合，终于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同时也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学院专业课和一些基础课教学，创办初期都得到研究所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和保障。学院能在困难中顺利诞生和扎根，与这群研究所的开荒牛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二、“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留下足迹

　　植物教研组组建初期，4位教师都是新手，没有教学经验，便采取“集体备课、互相听课、分工负责、大家一齐上”的办法，并提出“从干中学，尽快站稳讲台”的口号，以及采取加强教学基础建设等措施，以保证教学质量。

　　通过教学实践，用了2年时间编写了结合热带作物专业内容的《植物学讲义》，并建立了先外部形态、分类，后内部结构的授课体系。把学生从接触大自然，认识植物界及其多样性入手，从而提高了学生感性认识和学习兴趣，既掌握了热带作物和常见植物的植物学知识，也熟悉了植物学学习方法和基本理论。在1973年召开的中南五省区农林院校植物学研讨会上，我们介绍了这一教学体系和方法，得到了同行的认同。因此，1975年出版的林学类植物学教材，就是按我们建议的模式编写的。

　　在教学实践和基础建设中，教研组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以往只开一门植物学基础课；到1980年发展为除开植物学基础课外，还能开设植物分类学、植物群落学、植物胚胎学、植物解剖学、制片技术等选修课和研究生课程，还招收了研究生。1980年中期，还在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科研论文。回顾教研组的历程，4位教师不但能“站稳讲台”，还能各有所长。从1960年末到1990年末，我们教研组工作历程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建院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9年。工作着重于教学硬件建设和教学能力的提高。我们4位教师，虽然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科班出身，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但面临新工作、新环境，承受的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上课不能拿现成教材去“照本宣科”，而必须结合学院热带作物专业特点，有所创新。实验室和标本室的建设更是需要自己动手，上林区下农场也不是轻松的事。这一阶段，经过持之以恒的艰苦工作，设备不断充实，有了教学必需的硬件，不但保证教学工作能正常运转，而且还编写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教材。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学院恢复建制后的4年（1975-1979）。在教研组恢复和重建中，我们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们面临的是沿用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旧教材，还是按国外五六十年代后学科新进展更新讲课内容的选择。当然，用旧教材可驾轻就熟，而要更新教学内容则需下很大功夫。为了能反映出学科新进展的教学水平，我用了3个月时间，阅读了院图书馆所有英美教材和查找了植物学杂志，自编了新的教学大纲，力求把课程讲授为“植物生物学”，着重更新了细胞、光合器官和繁殖等章节内容。由于没有现成课本，学生学习不大方便，便采取开放实验室，加强辅导、答疑等措施。这一年是我从事教学工作最忙的一年。1978年底课程行将结束时，学校收到了新编的全国统一教材。学生接到新书后，对教学普遍感到满意，给了这样一句客观的评语：“郑老师没有亏待我们。”学生们的理解与信任，给了我们教师极大的安慰，也反映我们的教学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同类院校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新的发展阶段。从1980年开始到1990年底，随着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新形势。我们审时度势，分析了自身的现状和优势，按原定计划提出新的举措，通过开展科研全面提高教研组学术水平。制定了2个发展方向，一是植物解剖学和胚胎学，二是热带植物群落学和资源学。1985年“海南岛热带草地研究”课题，成功地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我们取得了橡胶树胚胎发育研究成果，为橡胶树研究开辟了新内容，澄清橡胶育种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一阶段还陆续发表了有关海南岛热带草地群落的研究论文，并在全国植物学会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山地植被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85年获准招收硕士研究生，植物学成为学院第一批招收硕士生的少数几个专业之一。对海南岛鹦哥岭草地群落，研究生用数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撰写的《海南岛鹦哥岭草地群落研究》论文，得到学位授予单位的好评，并在《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上发表。这一阶段的头10年，科研工作有了进展，见到了成效，真正完成了预期的教研组“教学、科研双肩挑”的任务。

三、敢于挑战自己，闯出自己的特色

　　我是1956年厦门大学植物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的。研究所下迁到海南后，我先后参加了植物园和植物教研组的组建，并一直在两院工作到1991年退休。回顾这35年走过的不平凡而极具挑战性的道路，我觉得，其中最有幸的是，得益于良师益友、学习更新和劳动锻炼。

　　1．遇到良师益友。教研组组建初期，得到何康院长亲切关怀，他亲自在教研组蹲点指导，还组织听课评教，不断给予鼓励；教学上的一些设想，也多归功于他的指点，并鼓励我们好好尝试，闯出新路来。植物园老领导何敬真教授，以及两位副院长李锦厚教授和钟俊麟教授也经常关心指导、过问我们的工作。教研组4位教师自始至终团结一致，凡事大家商量，同心协力，直到先后退休。这在全院众多教研组中也是少有的。植物园老工人何才师傅是马来西亚归国难侨，他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我们对于植物园管理和植物的养护工作多得到他的指点。我从何才师傅身上学到了许多本事，因而也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1959年2月18日，叶剑英元帅来院视察，由何院长陪同他到植物园参观。虽然那时植物园刚建起来，规模还很小，但叶帅对园里种植的乡土树种和新从国外引进的珍贵苗木，都非常感兴趣，细心询问。临离开时，叶帅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对何院长讲：“你们刚下到海南就筹办植物园，真是有远见。”第二句是对我讲：“年青人，你有这么大批财富，要好好干！”革命前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重视科学工作和亲切教导，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叶帅教导的“好好干”，既好记又耐用，成为我的座右铭。

　　2．坚持学习，不断更新。宝岛新村远离城市，远离大陆，这种“闭塞环境”却养成了我专心读书学习的习惯，经常带着工作中的问题查资料，找文献，从而获得新知识。院图书馆的植物学、细胞学、生态学、热带森林、热带农业、热带地区资源和植物志等科学专著几乎都读过、用过。为使教学和科研能突破传统的方法，引入新的数量分析方法，必须学习钻研生物数学、数理统计等学科新理论新知识。这对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我，有相当难度，也是新的挑战。正因为我能不断地学习，更新了知识，寻找到了新的知识增长点，才使我开设的植物群落学选修课有比较鲜明的特点，也能切合学生的专业实际和扩大知识面的要求。退休后，在广州给某学院讲授这门提高课，也受到了欢迎。也由于能坚持不断学习，扩大了自己拥有的知识面，因而，近年来我能在一家杂志社当“编外”编辑，承担“栽培与育种”、“资源”等栏目编辑任务，一干就10多年，发挥了“余热”。

　　3．劳动锻炼，得益匪浅。我是学生出身，在农村生活过，但从小没有参加体力劳动锻炼。来到海南后才真正接受系统的劳动教育，学习各种作物的生产劳动技术操作要领。每逢参加生产劳动，我均全身心投入，把“劳动”作为一门补修课。跟学生一起下农场，没有把自己看作年纪大的老师，而是跟学生、工人一齐挥动砍刀和锄头，力求从思想感情上转变角色。下放劳动4年，也尽量与工人打成一片。每逢上山开荒建新的作物种植园点，他们也乐意叫我去。连队的知青也愿意和我结伴，劳动、谈心。劳动让我学会了生产技能，也锻炼了身体。虽然我身体瘦，却并非“弱不禁风”，平时极少上医院，也从未缺过一堂课。1975年，跟工农兵学员下队办学，我被推荐带领“农作劳动”课，受到学员的欢迎。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试验农场将水稻“三系育种”试验交给了学生队。田间试验布置下去了，学员迫切要求了解这一新技术。但找不到人讲课。我只好收集资料，编写成讲义，从原理到实际操作，分析介绍了“水稻三系育种”。印好的讲义在课堂上分发给学员了，而讲台上却没有老师，学员们有点奇怪，这时我登上讲台，先让学员们阅读讲义，而后作了讲解、回答，讲了一个上午的课还算成功。有的学员在那几张讲义上写下了“郑老师编”的字样。

　　以现在高等教育理论看，专业实习劳动对高等学校学生是必要的，自觉接受专业实习劳动教育，才能使自己成为能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备完全知识的人。如果只学书本理论，不参加专业实习劳动，不深入实践，理论和实践相脱离，那就无法正确认知客观世界，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掌握专业技能，更谈不上研究创新。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专业实习劳动更是理工科高校全面培养学生素质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手段。

四、有成功，但也有遗憾

　　教研组组建初期，我们提出了三项目标：有自己的教学特色，有适应教学工作的设备，有好的学科学术水平。以当年“苦干加巧干”的精神，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实现了这三大目标。

　　首先，我们的教学具有中国南方垦区本土和热带作物专业特色。我们编写的《植物学讲义》和《实验图集》是来院参观的全国同行们索取的主要资料对象。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校植物学教学讨论会上，我们教研组与会的2位教师介绍了我们的教学内容和经验。会后主办单位收集各校资料，并汇编成《考（习）题集》。后来，我们得到反馈信息：同行们对我们提供的考题资料评价不错，认为很有特色。

　　其次，我们实验室和标本室是自力更生建成的，为教学正常运转提供基础，并发挥了它们应有的功能和窗口作用。标本室工作除了为院内植物学资源研究提供过服务外，也接待过许多来岛工作的岛外科技人员。

　　再次，至于教研组的学术水平，由于科研工作能立足于海南岛教学实际，选题独特，立论正确，有创新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在国内一级学会学术期刊和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系列论文，扩大了我们开展海南岛植物研究的影响和知名度，在全国高校植物学教学与科研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教研组三大目标的实现，是在当年艰苦的环境下起步，依靠领导支持和自身努力，随着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改革举措和行动步伐的结果。植物教研组也因此历年多次被评为院先进集体，1989年还获得海南省高校教学优秀奖。我个人1961年被调升一级工资，1963年被第一批提升为讲师，1985年获广东省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和农业部部属高校优秀教师称号。1996年，我的业绩还被母校厦门大学收入《南强之光，厦大知名校友录》。

　　总的说，我在海南岛宝岛新村工作35年，为学院植物教研组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科研工作到1980年才真正开始。虽然先后发表了有关海南岛山地及滨海草地植被分布、格局、演替、聚类分析及其改造利用建议等方面的论文，但到1991年，由于我已届退休年龄及其他一些原因，因而尚未能把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关于草地的改造利用问题，仅仅开了个头，深为遗憾！

（郑坚端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