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专业，同年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当时刚创办不久、地处偏僻山区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我国正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我院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住茅房、吃木薯，蛇蝎经常出没，但我们的广大教师一直坚持教学工作，从来没有动摇过。从事教育工作41年来，我开出过20多门大学课程，完成专著12部，发表论文62篇，诗集1本，获奖18项，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很多已成长为专家学者及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1982年5月，我被高教部公派赴美国留学，专攻生物统计及计算机技术，1984年5月学成后即按时回国。在留学期间，我完成了一项名为“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的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经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鉴定，属解决世界难题的成果，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因而1986年我由讲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这是党和国家对我工作成就和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此外，我还得到其他许多荣誉和奖励：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家首批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海南省劳动模范；包括多变元统计分析法SAS程序的国际通用统计分析软件SAS开发成果（研发时间1982-1986年），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我省该奖项零的突破；1998年，被推选为海南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获首届何康奖。

　　1987年5月22日，我国《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林德光教授解决世界生物统计难题——研究出“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的新闻报道。当时美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12个国家的同行学者，纷纷来函祝贺我的研究成功，并表示要将我研制的方法应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的成果，是一种当代新兴育种方法中从单变元向多变元的拓展，能在作物多性状考察中选取子一代(F1)的最优组合，从而不断提高作物的生产力。

　　这个课题，是我的美国导师申请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课题。在我赴美前，他用2万美金雇一位墨西哥教授到美国来做这个课题，但搞了半年多无结果，便将其辞退了。我到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就要求我接替研究这个课题。当时我思想上存在顾虑，因为去啃人家留下的酸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也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给我们国家丢脸。后来，导师对我说：“你是中国政府公派来美国深造的，你搞得出来最好；搞不出来问题也不大，反正你没有拿我一分钱。”

　　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的基础够不够，是否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与当代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是校友。厦门大学当年教陈景润的老师，几乎也是教我的老师，而且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样的。我深信自己的基础是足够的，具有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此外，我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经历过一番磨练，不管白天黑夜、节日假日，包括星期天，几乎都是从早到晚全身心投入工作学习的，天天如此，持之以恒，自认为基础训练已达到一定水准。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识到，这是一次为国争光的好机会！因此，我毅然接下了这个课题。

　　正式研究之前，我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世界上这一领域中过去及当代的学者们所做出的结果已达到的水平及目前急需解决哪些问题。为此，我到图书馆用计算机检索查询了大量有关资料，从1920年到1982年所有关于这个课题的专著15部及论文85篇，都找来阅读。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材料，并记下前人研究的主要结果及可供借鉴的方法思路，明确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及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吸收、消化和继承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工作，足足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最后，得出3条结论：第一，必须把格里芬1956年归纳的4种育种方法的单变元平方和计算公式的来源彻底搞清楚，然后才能作多变元推广；第二，课题中将用到大量数学期望的计算，这在我以前撰写专著《生物统计的数学原理》一书时，就搞得滚瓜烂熟，不成问题；第三，必须熟练掌握矩阵变换及计算机技术。因为这3方面知识和技术在我出国前都已下过一番功夫钻研而有相当的功底，所以大大地增强了我接受并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勇气与信心。

　　有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就是做创造性的劳动了。首先，我可以肯定，查询来的所有国外资料中，还没有那一份说明了格里芬育种方法的平方和计算公式的出处，国内更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我只发现1947年F．Yates的一篇论文里，提到一些模糊的思路；此外，格里芬1956年的论文里提到这种育种法的分析应该可以由单元推广到多元分析的提示。经过深入研究及反复比较，其间用到很多高等数学特别是数理统计的知识，才终于弄清了单变元情况下格里芬平方和计算公式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仅是一个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并非课题的最终目的。但这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此前在国内外也还没有人做过。因此，1984年5月我一回国，就被我国生物统计与数量遗传学权威、南京农业大学的马育华教授邀请到南京，为近百名同行专家讲学10天，要求我对双列杂交的单变元及多变元分析法一起作全面推导。由此也可窥探这一学术成果的价值。马先生说：“‘文革’后，我国派出了10名生物统计教师出国深造，但只有你老林才是真正学懂的!”当然这是客气的鼓励话。我的这一副产品，即单变元情况下双列杂交的平方和计算原理及各变异项(自交、反交及杂交)的期望均方估算原理，后来被西南农业大学的高之仁教授收人其专著《数量遗传学》一书里，留下了当时我的工作足迹。

　　解决“双列杂交育种的多元统计分析法”的冲刺阶段，是研究平方和乘积和矩阵的分解问题，这须用到大量的高等代数知识，特别是矩阵变换。研究过程中，当一种方法失败后，又思考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经过多次失败后，最后终于成功地导出了完美的矩阵分解式，也同时确定了Wilks的八统计量构造方法，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课题。记得当时解决问题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钟。我马上将这一喜讯用电话告诉导师。他听了喜出望外，高兴非常，大加赞赏。回想其间，经历了4个多月的全身心投入创造性研究，加上前面阅读研究前人或他人材料的3个月，总共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换来了如此丰硕的成果！记得在那段不屈不挠而奋力拼搏的日子里，我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往往忙了一整夜而打开窗户时，就在晨曦中看到旭日已冉冉东升；也有好几次精神高度集中紧张地思索问题，以致连饭都忘了吃。总之，真可谓“废寝忘食”也！其中的甜酸苦辣，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林德光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